记忆犹新的是，人们曾经辩论过是否设立贫民区、辩论过收入多少钱才算贫民、辩论过是不是该把农民工也算入城市贫民……还有每年都要发生的对城市低保制度的评判。总之，看起来对于这群身边的穷人，市民们的关注度似乎高了起来。

　　不过，对于扶助这群人的实践，《瞭望东方周刊》得到的答复相比之下就显出落差：中国最重要的扶贫机构，似乎都没有把他们纳入其中。

　　政府是一个例外，它义务性地必须保持对这个人群的保护，其代表就是城市低保制度。

　　显然，与乡村中数百万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人相比，城市贫民只是相对贫困。但是，由于他们生活所在的特殊地域，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或将起到特别的影响。

　　宋迎昌，中国社科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此次社科院报告的副主编，以及多位一直协助政府应对城市贫困挑战的人士都预警说：虽然世界各国都存在城市贫困人口，但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这一人群的态度会直接关系到一些重要的社会命题。

　　“三种人”

　　显然，中国到底有多少城市贫困人口是一个既重要、又无需过分强调的问题。根据8月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这个数字是5000万人。

　　宋迎昌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1990年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目前城市贫困人口应该分为三部分人：进城农民工是典型的城市贫困人口，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是第二部分人。离开原岗位之后，他们因为文化程度、年龄等原因很难找到工作。

　　“第三部分是一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普遍称为‘蚁族’，他们的收入不能支撑日常生活。”数周来一直受到质疑的宋迎昌解释说，根据2010年第四季度公布的数据，中国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311.1万。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多，在城镇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7.5%至8%之间。

　　若按8%的比例计算，目前中国城镇贫困人口大约是5000万人。

　　乡村为城市“贡献”了大量贫困人口。“城市每年消化1000万农村人口，这部分人里有百分之八十属于贫困人口。”宋迎昌认为，农民工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事实上，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

　　“目前大多数有户籍的城市贫困人口，都已经进入40岁或者50岁，还有10年左右也要退休了。现在这部分人生活艰难，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都比较差。他们进入退休年龄以后，总量不会增加，但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影响很大。”宋迎昌认为，“对社会稳定而言，他们是敏感的一群人。”

　　在现有制度下，这些人其实能够享受一些援助政策，比如就业培训、贫困救助补贴、廉租房等等，“他们比外来非户籍人口处境相对好一点，但是心理仍旧不平衡。跟本地中、高收入阶层比，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时代抛弃了一样。”他说。

　　此外，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相当突出，导致了所谓“蚁族”。“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约50%，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因此，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要经过30年时间。”这位城市问题专家认为，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也要延续30年。

　　贫民的态度

　　然而，无论哪个人群都会因贫困导致对于公平问题的强烈追求。同时，他们总是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平时忍耐力很高，一旦突破底线就可能会有超乎寻常的爆发。

　　事实上，最近几年国内出现的影响比较大的群体事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还有两个特征：一是大多发生在城镇，二是参与者中多有与事件本身无直接关系的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