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打开未来的中国之书”，正如熊培云在腰封上所写的这句话，《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在中国，虽然现实不堪，但我们依然要把眼光放在未来。3月20日下午，知名学者熊培云在万圣书园讲述新作《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创作前后的心路历程，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兆忠、靳大成，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魏晓阳，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访问学者马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等多位日本问题研究学者畅聊“菊与刀”之外的另一个日本，试图寻求促成中日和解的方法与路径。

中日之间有什么永远不能和解？

受法国和德国和解的刺激，熊培云认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在二战后那么长时间里都没有达成真正的和解，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怎么能够更好地了解日本，促进两个国家的和解，成为他的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一个心结。亨利·朗费罗说“如果我们能读懂每个人秘藏的历史，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发现他的哀伤和痛苦，所有的仇视也都放下了”。利用东京大学访学的机会，熊培云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日本。

如果只采访日本一个阶层，只能得出一个阶层的片面论断。为了尽可能保持采访资料的原汁原味和抽样调查的全面靠谱，熊培云每天背一个大相机和电脑，走访各种各样的人物，搜集尽可能多的样本。“我们写东西，有时候只会看到自己想要看的东西，表达、思考、搜集的材料往往会偏狭，因为这个原因，我尽可能多地去采访那些审美上我并不能接受，但因为需要更全面、更多的素材和样本，尽可能走到他们中间去。”他像速记员一样跟人家聊天、边聊边记，每天回到住的地方整理到凌晨一两点钟。几个月下来，他书里面的线索如瀑布一样飞溅下来，有非常多的线条，呈现多角度、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日本。

如何理解日本，两个国家如何相互理解？贺卫方赞同熊培云对日本的态度，既不做“哈日派”也不做“反日派”，而是做一个“知日派”，相互了解、理解，也许今后会走向更好一点的关系。

马挺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中日永远不能和解。从根本上来说，中日文化是两种的不同文化。“日本人老问我，儒学文化从你们那里传来的，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不尊重儒学？”马挺谈到，日本人认为我们和他们应该是一样的价值观，同样皮肤使用同样文化的外在形式的误区，促使我们认为我的价值观就是你的价值观点。中国主张“求同存异”，而日本则主张“存同舍异”，存大同舍小异。稍微一点的差异，中日之间就完全不一样。

李兆忠同样认为两国在文化上存在本质性差异。“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现代化非常难，之所以非常难是因为两种文化不一样，日本文化是一种‘和’文化，中国人是‘化’文化。”他借用曾经在《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提出的“和”的概念和“化”的概念，说明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日本用“和”来自我命名，简单来说，“和”是集团内部的团结，是内部的集团性。“和”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能够构造出一种比较新的东西。“化”则不一样，一项制度制定以后，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

熊培云：中国最应该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环境

熊培云在其新书《西风东土》中提出“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那么，中国到底能向日本学什么？

清末民初时，日本是中国的一剂药量很猛的药丸，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近代社会进行法律改革，比如《钦定宪法大纲》就是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和依据的。药是需要服用以后才会有疗效，而这么多年来，中国是拒绝、回避服用这剂药的。魏晓阳认为，准确地来说，从中日开战至今，日本是中国的一个窗口抑或是一面镜子。

在《西风东土》里，熊培云对比了日本、中国、美国三个国家，按照自由强度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角度进行剖析。中国是“强——弱——强”的状态，国家非常强、社会非常弱、个人又很强。国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够贪赃枉法，能够占点便宜，能够不排队、谩骂、随地吐痰、垃圾不分类。国家和个人自由很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同构，社会则处于较弱的状态，所以，中国的法律得不到完好的执行，道德遭到非常大的破坏。

相比较而言，日本的结构是“弱——强——弱”，这跟中国正好相反。国家是弱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国家不能够宣战。比如防卫省要求东京大学搞一个飞机的研究，东京大学就抗议，声称不做关于战争的研究。社会的“强”表现在很多方面，道德、法治、组织系统都很完备，哪怕是一个皮条客也可以建立他自己的组织，黑社会也有他自己的组织。在个人层面，他们更多地强调责任，强调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日本人处于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不会过度地强大。

“强——强——强”是美国的结构特征，比日本和中国更为完善。国家相对来说是强的（跟日本比），社会也是强的，美国的NGO组织是中国的十万倍，个人的自由化程度极高，美国公民都可以持枪。

熊培云认为，中国能向日本学习的有两点：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最应该学习的是日本的社会建设，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培育社会的组织系统，同时让社会的意义系统发育。他解释道，重新发现社会是值重新发现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重现毁灭社会是把社会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破坏掉，言论、宗教、出版，这其实都是和意义系统建立关系。与中国相比，日本的社会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要好得多；就国民层面而言，日本国民的责任意识强很多，这也是中国应该像日本学习的。“我不是说谈自由谈得太多，而是谈责任谈得太少。”他认为，中国人大都在谈追求自由，但往往不谈担起责任。如果国人具备了日本那种责任意识，便不会到处乱扔垃圾，也不会动辄敷衍了事，或者管不该他管的事，社会的道德能力、法治能力等都会得以增强。

“西风东土”情怀即种子和土壤的关系

出版社曾一度希望熊培云用《重新发现日本》之类的书名，但他认为这不足以概括自己的“情怀”，因此，在降低售价的前提下坚持用了《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这个书名。

魏晓阳巧妙地将熊培云教授的“西风东土”情怀比作种子和土壤的关系。“我理解的‘情怀’，来自于西方的时尚、美食，如风一样被刮走的物质层面的东西不是作者的重点。“西风”后面还有个“东土”，时尚美食随风刮走了，但随风又落在日本的土地上，比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明落在日本的土壤里。落在土壤里的法律制度、政治思想是培云教授的真正情怀。”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好比种子和土壤，来自于西方舶来品所有的“西风”，在日本的文化土壤当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生根发芽、不断壮大；与此同时，种子在生长过程中也会改变土壤的特性，从而让它更好地生存。我们可以看到，在百年宪政历史中，来自于西方舶来品的宪法制度和日本本土与中国同享亚洲儒家文化圈的传统专制文化相融生长。

魏晓阳认为，就中国和日本的互相了解而言，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胜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在国内，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抗日雷剧的电视剧，但真正能够把日本真实情况介绍过来的文章或者著作不多。而《西风东土》是了解日本一手的、原始的、真实的材料，极具价值。

“这本书书站得很高、看得很远，思考得很深入，可以放在案头经常看，一定会在中国人观察日本、研究日本、剖析日本的著作里留下它的痕迹。”仔细阅读过《西风东土》的李兆忠对该书作如此评价。熊培云研究日本的思路与他不一样，跟很多人从晚清到现在观察日本的一向眼光、思维方式很不一样，这让李兆忠深受震撼。他表示，该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冲击力得益于熊培云的三种身份：第一，熊培云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公共知识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种称呼，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知。这本书充满“正能量”，以清澈的眼光投射到对日本的观察和对中国的描述之中。第二，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诗人，文笔极好。他对日本的观察，表面上看是纪实、采样的记者笔法，实际上散发出空灵的诗人气质。第三点，他是一个求道者。“人类尚未形成，而我身处人类之中”，作为一个人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熊培云是站在人性、人类的立场上研究日本，这是《西风东土》最内核的东西。